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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道士批判偷鸡腿妈妈是苛责人性

与道德攻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,类似的儿童大病救助只能是发现一个救助一个,能救多少就救多少。官方救助与民间帮扶并未形成有效的衔接与覆盖,假如刘金燕没有走进那个超市,她的女儿可能永远被排除在可靠的医疗方案之外,这才是真正要被关注的问题。

  山东一位单亲妈妈刘金燕带着收养的两个孩子在南京治病,孩子从小就有肾病症状,常年治疗未有治愈。这次治病过程中,窘迫的刘金燕从超市偷拿了鸡腿被发现,而后她的故事感动了舆论,社会人士捐款给孩子治病。刘金燕与孩子的人生在南京被改变。

  看待这件舆论事件,需要厘清事实与口水两条线索。事实上,刘金燕不是惯偷,社会捐款经过专业操作,她无法支配,而是挂在基金会经过审核后直接支付医院。而且,捐款通道已经关闭。记者远赴刘金燕的家乡,也搞清楚了,她为孩子的付出是真实的。

  但是,舆论不分出正反两个阵营就不叫做舆论了。而且,舆论过程中一波接一波有进展,期待剧情反转几乎是命定的大众心理。反转果然如果降临,超市人员揭露出刘金燕除了偷拿鸡腿,还偷拿过白糖。等待反转的舆论势能一下子泄洪,喧哗吵闹异常大声。

  在这些为反转剧情兴奋的人看来,他们找到了抨击刘金燕的理由,比如说她道德有亏,甚至给她贴上“惯偷”的标签。这么做的目的,一是要推翻此前舆论制造的所谓“伟大妈妈”的形象,二是要从逻辑上推断刘金燕不配拿到捐款,因为道德有亏。

  这么多指责刘金燕的喧哗声音,以及由此暴露出来的“道德卫兵”,转移焦点,也制造了舆论后期的噪音,纷纷给刘金燕投掷道德的“匕首”。但这些以道德攻击为能事的“口炮党”欠缺一种冷静的认知:刘金燕是不是伟大妈妈根本不是重点,关键在于孩子的大病医疗救助。

  刘金燕老家的新农合报销孩子一部分医疗费,但在大病重病之前,新农合代表的官方救助体系力有不逮。在这种情况下,民间救助体系成为必要补充。问题在于,民间救助入场的时机有些随机,因为它不是普惠的,刘金燕很幸运地因为舆论聚焦而有机会开启。

  差不多可以这样讲,抨击刘金燕“道德圣母”的人不会为她捐款,捐款的人看重的是孩子的救命,至于刘金燕是否亲生母亲,是否偷拿超市商品,并不在捐款人的考虑范围。打个比方,假设刘金燕就是个杀人犯,她难道就没有资格获得社会救助吗?完全不是。

  在民间救助给予的帮助下,刘金燕的孩子得到了很妥当的医疗条件,这是她从前挣扎在因病致贫时无法办到的。但我们也很清楚,社会捐助的动员与她的故事密切相关。许多同样家有重病人的家庭,默默无闻地生死,刘金燕与之相比,属于非常幸运的特例。

  口水淹向刘金燕,只因为她多拿过一包糖,并试图以此切断她家获得社会救助的道德资格。这种纠缠在道德上的低能争议,到现在变成了泄愤,变成了无来由的谴责痛骂,反映了舆论中存在一部分被道德洁癖蒙蔽了双眼的“理中客”,他们被自己制造的幻觉给困住了。

  在这种道德幻觉被一包糖击碎之后,“口炮党”们转而对刘金燕加以污名化,这是舆论反转后的副产品与“毒副作用”,要将刘金燕拉下神坛——可笑的是,刘金燕从来没站在那上面,哪怕一秒钟。而对于儿童大病救助问题的更多层面,这种道德洁癖患者完全没想法。

  如果道德爱好者在刘金燕一事上要自证道德洁癖的崇高,可有如下做法:既然说刘金燕道德有亏,不配有捐款,那就请你捐给那些同样病重而又默默无闻的家庭;如果反感刘金燕佩戴“伟大妈妈”的称号,那就去反对那些给她这个牌子的人,而不是憎恶刘本人。

  与道德攻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,类似的儿童大病救助只能是发现一个救助一个,能救多少就救多少。官方救助与民间帮扶并未形成有效的衔接与覆盖,假如刘金燕没有走进那个超市,她的女儿可能永远被排除在可靠的医疗方案之外,这才是真正要被关注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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